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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县试府试院试之前，都需要秀才以上功名者作保才能参加考试。许多老秀才就是靠此赚外快。就算是自己的学生，那些秀才多半也要收取钱财，只是收多收少。

    这是一个潜规则，陈夫子虽说是举人，在担保的时候也收了些钱财，收的不多，意思意思，以免遭人怨恨，说坏了规矩。

    不过陈夫子转手就送给余柏林一本厚厚的册子，说是自己游学心得。

    这可比那一贯铜钱不知道贵重到哪儿去了。而且有钱，还不一定买得到。

    四书五经，科考之时，四书必考，五经则任选一经，读书人称作“治本经”，和后世高考分科一样。

    治本经多师徒传承，陈夫子治的《春秋》，恰巧余父治的也是《春秋》，余柏林自然治的也是《春秋》。

    不过，或许不是碰巧，正因为陈夫子治《春秋》，文成焯才会推荐余柏林向陈夫子求学吧。

    《春秋》微言大义，是余柏林前世最为喜爱的著作，对其研究也最透彻，各朝各代关于春秋的著作他都有熟读。

    从秦之后，余柏林所处华国历史和此处完全不同，但对儒学的推崇，却是一致。

    余柏林的策论经陈夫子评价，若无意外，院试理应排名前列。

    是否能延续第一，造就小三元，就要看主考官的爱好了。

    秀才三试，都不考经义，只考“帖经”，即默写。

    这“帖经”有填空、有问答，有书中原句，更有必须结合上下文推断。没有一定逻辑能力，仅靠死读书，在最简单的“帖经”这一场，就得折戟而归。

    除了“帖经”之外，还有“杂文”、“策论”两科。“杂文”即一诗一赋，“策论”即依据考官提出的有关经义或政事问题，考生发表见解，提出对策。余柏林“帖经”“杂文”被陈夫子评价为可直接参加会试，只有“策论”稍逊一筹。

    倒不是余柏林“策论”写的不好，而是他对这个朝代了解不深，不知道什么该写什么不该写，也不知道如何揣测考官、甚至朝廷的意思，导致束手束脚。

    除了“策论”之外，余柏林的“经义”更加堪忧。其原因也是他的思想太超前了。

    他那时候的经义已经去伪存真，有了极大发展，且符合他当时的社会状况。现在他的经义写出来，就是惊世骇俗。

    若是他已经成名之后，到可以著书立说，说不得能成为一世大儒。但现在他只是个小童生，拿出与前人完全不同的理论，那叫找死。

    余柏林于经义上造诣非凡，让他抛弃正确理论，写那些已经证实是糟粕，甚至是前人伪造的学说，其痛苦可想而知。

    因此陈夫子对余柏林的教导，多在策论和经义上。

    别的学生还在学帖经，他已经在写经义，是以自然不能一同上课。

    在院试之前，不复习院试所考科目，反而练习经义这一门从乡试起才会考的科目，这师徒二人狂妄可见一斑。

    而放榜之日，余柏林案首之名，证实了两人或许不叫狂妄，叫有自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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